有一次，我在北师大听该校教授、我国著名的教育法专家劳凯声先生的课。他讲到一件事：小时候母亲带他到杭州，他第一次看到火车，觉得非常惊奇，回来兴冲冲地写篇作文，其中有句子说“火车像蛇一样爬行”——多么形象，那是一个孩子眼中真实的感受——却被老师批评说比喻不当。这很挫伤他，好长时间不再喜欢写作文。直到另一位老师出现，情况才出现转变。这位老师偶然间看到他的一首诗，大加赞赏，还在全班同学前念了，并推荐给一个刊物发表。这件事给了他自信，重新激起他对语文课和写作文的兴趣。

学者的童年也有这样的脆弱，可见所有孩子都需要正确教育的呵护。假如劳先生遇到的后一位老师也和前一位一样，那么当前我国教育界也许就少了一位学术领军人物。

这个男孩能有劳先生的运气吗？

有句话说，世上最可怕的两件事是“庸医司性命，俗子议文章”。前者能要人的命，后者能扼杀人的激情和创造力。

现在害怕写作文和不会写作文的孩子非常多，老师和家长总在为此发愁，除了埋怨和批评孩子，有多少人能从作文教学本身来反思一下，从教师或家长的身上寻找问题的根源呢？

有个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孩，她父母工作很忙，家里请了保姆。有一次老师布置作文题《我帮妈妈干家务》，要求孩子们回家后先帮妈妈干一些家务，然后把干家务的体验写出来。

女孩很认真地按老师说的去做，回家后先擦地、再洗碗，然后在作文中写道：通过干家务，觉得做家务活很累且没意思。平时妈妈让我好好学习，怕我不好好学习将来找不到好工作，我一直对妈妈的话不在意。现在通过干家务，觉得应该好好学习了，担心长大后找不到工作，就得去给别人当保姆。

这个刚开始学习写作文的小女孩，她说的话虽然谈不到“高尚”，但是真心话。可这篇作文受到老师的批评，说思想内容有问题，不应该这样瞧不上保姆，要求重写。

小女孩不知如何重写，就问妈妈，妈妈说：你应该写自己通过做家务体会到妈妈每天干家务多么辛苦，自己要好好学习，报答妈妈。小女孩说：可是你从来不干家务，我们家的活全是阿姨在干，你每天回家就是吃饭、看电视，一点也不辛苦啊。妈妈说：你可以假设咱家没有保姆，家务活全是妈妈干。写作文就要有想象，可以虚构。

教师和妈妈的话表面上看来都没错，但她们没珍惜“真实”的价值，曲解了写作中的“想象”和“虚构”，这实际上是在教孩子说假话。虽然主观用意都是想让孩子写出好作文，却不知道她们对孩子的指点，正是破坏着写作文中需要用到的一个最大的“技巧”——“说真话”。

之所以说“说真话”是写作的最大技巧，在于说真话可以让人产生写作兴趣，发现写作内容，即想写，并有东西可写——没有这两点，写作就是件不可想象的事。

写作激情来源于表达的愿望，写真话才清楚自己想表达什么，才有可表达的内容，才能带来表达的满足感。没有人愿意为说假话去写作。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写作，说假话总比说真话更费力气，难度更大，并且虚假的东西仅仅带来需求上的满足，不能带来美的愉悦。

如果孩子在写作训练中总是不能说真话，总是被要求写一些虚假的话，表达自己并不存在的“思想感情”，他们的思维就被搞乱了。这样的要求会让他们在写作中不知所措，失去感觉和判断力，失去寻找素材的能力。于是他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——不知该写什么。

不说真话的写作，使学生们在面对一个命题时，不由自主地绕过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，放弃自己最真实的情绪和体验，力不从心地搜罗一些俗不可耐的素材，抒写一些自己既没有感觉，又不能把握的“积极向上”的观点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中小学生有这样的通病：在写作文时没什么可写的，找不到素材和观点，拼了命去凑字数。

这样做出来的作文可能符合“规定”了，但它的负面作用会很快显现出来——不愉快的、做作的写作让孩子们感到为难，感到厌倦，写作的热情和信心被破坏了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孩子讨厌写作文。

现在中小学作文教学花样何其多，作文课上，老师会告诉孩子很多“写作技巧”。但那些都属于“小技”的范畴，最大的技巧“说真话”却总是被忽略，甚至被人为地毁坏着。当一个人干一件事时，如果没有“大技”只有“小技”，他是既干不好也干不出兴趣的。失去“大技”，其实连“小技”也难以获得。

尽管教师在讲“作文技法”时都会讲到写作要有“真情实感”，可学生在实际写作中很少被鼓励说真话。来自教师、家长和社会的“道德说教”意识仍强有力地控制着学校教育，从孩子开始自我表达的那一天，就急于让他们学会说“主流话语”，而从不敢给他们留下自我思考和自我表达的空间。教师对作文的指点和评判，使学生们对于说真话心存顾虑，他们被训练得面对作文本时，内心一片虚情假意，到哪里去寻找真情实感呢？

文以载道，文章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品德情操，中小学生的作文训练也确实应该肩负起孩子们思想品德建设的责任。正因为如此，中小学生的作文训练首先应该教会孩子真实表达、自由表达，然后才谈得上“文字水平”与“思想水平”的问题。把孩子引向虚饰的表达，既不能让他们写出好的作文，也达不到思想教育的目的。

当孩子把真实表达改变为矫情表达，他就开始去说言不由衷的话；当孩子把自由表达拘束在大人提出的框框里，他的内心就开始生长奴性思想；当他为作文成绩而曲意逢迎时，他就在磨灭个性，滑入功利和平庸……这些对一个人的思想品德建设又何尝不是破坏性的呢！

鲁迅说过，流氓就是没有自己固定的见解，今天可以这样，明天可以那样，毫无操持可言。从小的流氓语言训练，是会养育出流氓的。[1]

正常的写作其实是个自我思考的过程，所以也是在思想上自我成长的过程。一个孩子面对一个命题能进行独立的思考，他的思考是自由而诚实的，他就会找到自己想表达的内容，他心里就会有很多想说的话，不用为了凑字数而写些空洞无物的话，动笔时就不会发愁。如果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并没有使他堕落的因素，他绝不会因为在作文中可以自由表达而变得思想不健康；而思想的成熟自然可以带来写作上的得体。

我在对圆圆的作文辅导中，一直向她灌输诚实写作这一点，所以她在作文中一直能流露真性情。

记得她上初中时，有一次学校搞一个母亲节感恩活动，要求每个孩子在周末回家时，给妈妈洗一次脚，然后回来写一篇文章，谈自己给妈妈洗脚的感受。

这个“命题”的用意一目了然，它要求学生们写什么其实已摆明了。在这之前我就听说别的学校搞过这样的活动，这之后也听说过某些学校在搞。

大家为什么这么热衷于“洗脚”呢？联想到前几年每到“学雷锋”的日子，就有人上大街给人免费擦皮鞋，享受服务的人多半是来占小便宜，靠擦皮鞋维持生计的人则可怜巴巴地看着生意被抢——这简直是对雷锋精神的亵渎！

我觉得“洗脚”和“擦皮鞋”这两种“创意”背后，总有什么相同的东西，这个东西让我感到不舒服。

圆圆回家对我说了这事后，我能看出她也有些为难。

平时我们很愿意配合学校做一些事情，这次这个事比较别扭，我们心照不宣地都有些不想做。我对圆圆说：妈妈还这么年青，也很健康，为什么用你来给洗脚呢？哪怕我老了，只要自己能干，洗脚这个事也不愿别人代劳。人与人之间可以互相帮助，互相关爱，但只有一个人需要帮助时，我们才有必要去提供帮助。关爱的方式得体，才能给被关爱者带来快乐，否则的话不如不做。

圆圆小小的心可能还是有些困惑和为难。我就跟她分析说：如果妈妈在工作或生活中需要经常翻山越岭地去走路，双脚的劳动具有特殊的意义，而且回家累得不想动，你给妈妈洗洗脚是有意义的；现在妈妈每天乘车去办公室，大部分时间坐在椅子上，双脚并不比我的双手更辛苦，也不比我的脸经受更多风吹雨淋。这样看来，给妈妈洗脚还不如给妈妈洗手、洗脸呢——可是，这有意义吗？

圆圆觉得我说得有道理，但她还是顾虑作文该怎么写。我于是问她：你认为学校搞这样一个活动的用意是什么？

她说是让孩子理解妈妈、体贴妈妈，通过给妈妈做事来表达对妈妈的爱。我又问她，那么你想做一件事向妈妈表达爱吗？她点点头。

我笑了，像平日里经常做的那样，双手把她的脸蛋掬住，用力往中间挤，她的鼻子就陷在了两个凸起的脸蛋中，嘴像猪鼻子一样拱起来。我亲亲她的小猪嘴说，今天晚上妈妈和爸爸都不加班了，现在我最想咱们三个人一起到外面散步，你好长时间没和爸爸妈妈一起散步了吧。圆圆愉快地说好，我们就一起出去了。那段时间我们三个人都很忙，这样的悠闲还真是难得，正好可以一边散步一边把这段时间积攒的话聊一聊。

回来后，我对圆圆说，如果人人都写自己给妈妈洗脚，由此感悟出应该孝顺妈妈，那就太没有新意了。你今天晚上其实也孝顺了妈妈，因为你放下作业，不害怕浪费时间，陪爸爸妈妈散步，这是让妈妈感觉最享受的，也是我眼下最想要的，这真的比洗脚好多了。

圆圆由此感悟出孝顺妈妈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，重要的是有真情实意。

我平时总告诉圆圆，写作文时，尤其面对一个命题作文时，要调动自己的诚意。因为题目来自老师，乍一看题目，可能自己一下找不到感觉，不知该写什么，那么在动笔之前一定要问自己：就这个题目或这方面内容，我是如何理解的，我最想说什么，我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想法吗，我最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。

出于思维习惯，她很快找到了写作的内容和想法。我后来看她这篇作文，她如实地写出了自己面对这个题目的感受，写了妈妈和她的交谈，写了我们以散步代替洗脚以及她自己感悟到的东西，文中也表达了对妈妈的尊敬和爱。她写得很诚实也很流畅。

后来学校召集家长开会，教导主任谈到这一次活动，很动情地谈到两个调皮的孩子通过活动出现了转变，以说明这次活动达到了很好的效果。那两个孩子都是写他们给妈妈洗脚，发现妈妈的脚那么粗糙，长满了厚厚的茧子，他们因此很心疼妈妈，决心以后好好爱妈妈，用好好学习来报答妈妈。

因为教导主任念的只是这两个孩子作文中的片段，我没了解到孩子们作文的全貌。我想，如果两个孩子的妈妈都是由于特别的原因，为了工作或家庭让她们的脚受了很大的苦，长出了那样一双脚，那是应该感动孩子的，孩子写出的也是真情；可如果他们的妈妈和别人的妈妈没什么两样，只是因为她们喜欢穿高跟鞋、喜欢运动或不注意脚部护理，那么妈妈的脚凭什么能激起孩子那样的感情呢？脚上的老茧和母爱有什么关系，脚保养得好的妈妈就不是吃苦耐劳的妈妈吗？真担心孩子们在无病呻吟，说虚情假意的话。

当代著名学者，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认为，说与写能力的训练，首先还是要培育一个态度，即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真实的思想与情感。他批评当下教育中“老八股”、“党八股”依然猖獗，并且合流，渗透到中小学语文教育中，从儿童时期毒害青少年，这会后患无穷。他认为这不只是文风问题，更是一个人的素质和国民的精神、道德状态问题。他忧心忡忡地指出，学生在写作中胡编乱造，说违心话，久而久之，成了习惯，心灵就被扭曲了。[2]

写作中的虚构与虚假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，它实质上是有想象力与缺乏想象力的区别。基于真情实感的虚构，是具有想象力的美的东西；虚假的文字是缺少真情实感和想象力的勉强之作，不会有美在其中。

“当你要求儿童说出自己的思想的时候，要保持审慎而细心的态度……应当教会儿童体验和珍藏自己的感情，而不是教他们寻找词句去诉说并不存在的感情。”[3]

在写作中“说真话”开始是意识问题，到最后就变成了习惯和能力问题。如果一个人从小就被一些虚假训练包围，那么他就可能丧失了说真话的习惯和能力，不是他不想说，是他已经不会说了。要恢复这种能力，也需要下很大的功夫。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说，写作“首先是勇气方面，然后才是技术问题”[4]。写作中说真话的勇气，在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容易培养，耽搁了，也许一辈子也找不回来。

当我们苦苦寻找“写作技巧”时，其实技巧多么简单——写作时请首先记住“说真话”。给孩子灌输这一点，它的意义超越了写作本身。就像钱理群先生说的，“培养一个人怎样写作，在另一个意义上就是培养一个人怎样做人”[5]。

特别提示

l说真话可以让人产生写作兴趣，发现写作内容，即想写，并有东西可写——没有这两点，写作就是件不可想象的事。

l目前影响学生们“说真话”的主要原因是来自教师、家长和社会的“道德说教”意识，这种意识使我们如此急于把种种高尚情操栽种在孩子心中，急于让他们学会说“主流话语”，而从不敢给孩子留下自我思考和自我表达的空间。

l写作文时，尤其面对一个命题作文时，要调动自己的诚意。因为题目来自老师，乍一看题目，可能自己一下找不到感觉，不知该写什么，那么在动笔之前一定要问自己：就这个题目或这方面内容，我是如何理解的，我最想说什么，我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想法吗，我最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？

l写作中的虚构与虚假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，它实质上是有想象力与缺乏想象力的区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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